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许多国家、城市140年可能也没法获得的经济成就。

深圳是一座创业者的城市，全国各地有想法的人来到深圳创业，诞生了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知名民营企业。与此同时，深圳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常住居民人均年龄低于广东省会广州，更是比北京、上海两座老牌一线城市低上不少。

人口结构年轻的好处多多，充满活力、干劲、敢打敢拼、潜力无限外还不用为没人“养老”担心。深圳利用这一优势设置了极低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一方面给企业减轻了人力成本负担，另一方面用不着为社保基金入不敷出而担忧。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第一代打拼者的逐渐老去，深圳居民的平均年龄逃不过经济发达城市越来越大的局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比十年前高了一些。

这一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逐步与另外三大一线城市靠拢。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与退休后定居在哪里以及户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我国社保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哪领取养老金以工作时主要的养老保险缴纳地为依据。这意味着大量在深圳打工的人即便退休后还是没有取得深圳户籍依然按照深圳标准计算领取养老金，钱自然由深圳社保基金发放。

可能是为了未雨绸缪，深圳终于改变了原本以最低工资为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做法。去年年底深圳人社局、财政局和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调整的通知，主要内容有两条。

第一，从2024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提高至3523元/月。

第二，从2024年7月1日起再次调整，按照广东省标准执行。

深圳长期实施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当地的最低工资，也就是2360元/月，今年上半年直接涨到了3523元/月，涨幅接近50%。

而广东省缴费基数下限根据省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四大片区，深圳所在地区划入第一片区，7月起将执行5284元/月的标准，上涨了124%。

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大幅上涨对企业而言有什么影响。简单来说就是用人成本大幅提高降低企业利润率。

深圳有不少企业是按照最低缴费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的。别看大部分人的月收入高于2360元（最低工资），企业往往以基本工资的名义申报社保，掐着最低标准缴纳。不用觉得意外，全国均是如此，所以当地的缴费基数下限实际决定了大量企业职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看看最低基数调整后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会有多大。

非深户的社保缴纳比例为22%，其中个人承担8%、单位承担14%。按照以前2360元/月的最低缴费基数计算企业需要至少为每位员工每月缴纳330.4元的养老保险，一年总共是3964.8元；最低缴费基数提高至5284元/月后至少一个月支出739.76元，一年为8877.12元。

换言之，一位员工一年的养老保险支出就增加了4912.32元，一些大点的工厂拥有成百上千名工人，光是这项目支出就得多出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人力成本因社保缴费基数上限而大涨势必让不少企业面临严峻的财务压力，这么做会否降低深圳对民营企业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大量企业出走，将产能转移出去从而导致深圳经济由盛转衰呢？

在我看来不仅不会而且能够让深圳的整体产业技术水平上到一个新的层次，原因如下。

第一，社保基数上限虽提高了但相比京沪依然有优势。

调整后深圳的社保基数下限肯定比全国大部分城市要高但要比较就得找分量相同的对手比，深圳是一线城市，对产业的吸引力是低线城市无法比拟的，不存在竞争关系，要比也要和同为一线的北上广比。改革后深圳和广州的最低缴费基数相同，比京沪低。

根据北京人社局的官方数据显示最新的缴费基数下限为6326元/月，上海则是全国最高，达到了7310元/月。此外，大部分城市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16%，高于深圳，京沪也不例外。

按照上海的最新标准，企业每月至少为一位员工缴纳1169.6元的养老保险（7310*16%），全年支出为14035.2元。还记得深圳是多少嘛？一年8877.12元，比上海少5158.08元。

这还没算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呢，算上的话差距更大。

因此，相对另外三个一线城市（主要指京沪）深圳的社保支出还是偏低的，对企业依然具有吸引力。

第二，借机淘汰或转移一批低利润、低技术含量、高能耗企业。

制造业是深圳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工业增加值已超过上海和江苏成为全国第一。这既是成绩又是压力，成绩就不说了，压力来自于中低端制造业占据了大量资源，包括土地、人力、资金和政策，深圳是最需要进行制造业升级的城市。

想要孕育出更多的华为就得腾出空间和资源给到那些有发展潜力和技术优势的企业。

社保缴费基数上限大幅提高后确实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但受影响的主要是那些低利润以及无技术壁垒的企业。高利润、高科技企业的员工收入高，本来就不是按照基数下限缴纳社保的，几乎不受基数下限上调的影响。

相反，原本靠剥削员工、在社保上省钱实现盈利的企业确实会陷入事关“生死存亡”的困境之中，这只能说明它们的利润率太低，而利润率往往与企业的技术先进性水平直接相关。

它们的主动退出能腾讯空间、节省各类有限的资源，高利润、高技术企业得以获利，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提高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提高社保基数、保障职工基本权益淘汰落后产能未尝不可。

此外，离开深圳不意味着企业破产，它们可以去到内陆省份继续经营，那里的各项成本低，也愿意给出好的政策引入来自一线城市的成熟企业。显然是一举两得的。

综上所述，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提高也许会让一些企业离开深圳但会引入更多、更优秀的企业，有助于深圳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中国现在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理应跨前一步，先摒弃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陈旧发展理念，也许提高社保基数下限是本轮宏大改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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